心 理 咨 詢 與 心 理 健 康 服 務 平 臺
青少年自殺：我們只看見最后一擊，更多傷痕被深埋在他們心中發表時間：2022-01-03 14:36 青少年自殺，是個沉重的議題。這樣的悲劇，近年來頻頻發生。 年輕的生命身體健康、前途大好，卻自己選擇戛然而止，讓人覺得難以理解。 這種難以理解，體現在兩個方面—— 一方面，周圍的人因為不理解，所以難以預見，難以防備，難以阻止。無論是家庭，還是學校，都沒有發現那個年輕生命的痛苦。 另一方面，遙遠的人因為不理解，所以會用更苛刻的態度來指責與悲劇相關的每一個人。 現在的研究共識是，自殺的原因非常復雜，背后作用的因素有很多——個人的生理和心理、周圍家庭、小環境、大社會、族群文化…… 光在個人的層面上，風險因素就包括——基因易感性（家庭有近親自殺過）、精神疾病（比如原本就患有抑郁癥、躁郁癥、精神分裂等）、身體疾病（哮喘、癲癇、慢性疼痛等自殺風險特別高）、較為沖動、曾被欺凌、童年經歷逆境和創傷比如曾被虐待等等…… 很多自殺者有精神疾病——自殺身亡者60%的患有抑郁癥，患有躁郁癥的青少年里20%有自殺企圖，患有厭食癥和貪食癥等飲食失調癥的女孩的自殺行為風險明顯增加…… 自殺是悲劇，許多自殺是疾病所致。它不應被美化，也不應被污名化。它應該被視為一個全社會需要共同面對和解決的問題。 一、青少年自殺，到底是為什么？ 《不同族群的年輕人里的自殺行為》這本書里，講了一個叫J的男孩的故事。 J是個15歲的華裔男孩，他的父母是越南華人，家里既說中文也說越南語。父母后來移民到美國加州，生了J和比J小兩歲的妹妹，兄妹倆感情不錯。 J在學校所有科目的成績都很好，沒有精神病史，沒有酗酒吸毒，生長發育過程里也沒啥明顯問題。唯一的問題是，父母覺得J最近太沉迷一款叫《部落沖突》的網游了，于是開始禁止他用手機和打游戲。 有一天，從學校回來的路上，J和父親因為J的手機使用問題吵了起來。回到家里，J又因為想用妹妹的平板電腦而和妹妹發生爭執。吵架后，J在憤怒中沖出了家門，在附近走了一圈，最后去了火車站，打算在下一班火車來時跳軌自殺。 青少年自殺的第一個特點，就是并不罕見。 很多人覺得，青少年人生剛開始，青春健康前途無量，遇到的挫折也是些小事，怎么會去尋死呢？ 事實上，全球15~29歲的年輕人，死因排第二位的就是自殺。 我國情況也類似，根據《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》的數據，自殺在10歲之前還比較少，但在此后就風險迅速上升。10~25歲之間的青少年非疾病死因里，自殺可以排到前三，另外兩個分別是交通事故和溺死。 有自殺念頭的青少年，差不多7個人里就有一個。他們沉默無聲，但就在你我身邊。 2007年有一篇文章調查了2416個從五年級到高二的上海中小學生，發現認真考慮過自殺的人占15.23%，有自殺計劃的人占5.84%，有過自殺行為的1.74%。 2012年有一篇文章調查了杭州市的7335個初中生到大學生，其中有14.3%的人認真地考慮過自殺，6.9%的人已經定過自殺計劃，2.1%的人有過自殺行為，1%的人反復嘗試過自殺。 接受調查的都是還活著的人，但也可以據此估算死亡——自殺未遂和自殺身亡的比例，一般是在10:1左右。 接著講J的故事。 J沒死。 火車來了，但速度很慢，J擔心死不成還留下終身殘疾。猶豫再三，火車開走了，J在車站又呆了幾分鐘，然后回家了。 在家里，J和妹妹聊起了自己去火車站打算自殺的事，并要求妹妹絕不把這事告訴父母。妹妹非常不安，第二天，她在學校和自己的朋友談了這件事，繼而驚動了學校。學校緊急聯系了J的父母，正式建議他們帶J去看醫生。 通過和J以及J父母對話，醫生發現了兩件事—— ①父母覺得自己和J的關系很正常。而J則把“和父母交談”列為會令他恐懼的事情之一，因為長久以來，父母不斷批評J懶惰、很少幫忙家事。 ②父母覺得J的問題在于沉迷游戲，不在現實里交朋友。他們認為，沒收手機后，J就會轉向與人交往了。 而J則表示，自己并不是“沉迷游戲”，只是覺得無聊或者感覺難受時才玩，另外，他害怕和父母交談，因此呆在自己房間里打游戲是一種躲避父母的辦法。他跟妹妹或者堂表親在一起玩時就不需要玩游戲，因為和他們在一起時，他可以舒適地做自己，而不必擔心被評頭論足。 至于交朋友，J說自己本來就內向，而且特別害怕被評判、被羞辱、被社交拒絕，他恐懼和人互動，恐懼在班級里發言，因為那一刻他會成為全班人盯著看。他初中時曾有過很好的朋友，但后來朋友搬家了失去了聯絡。從此，J的朋友就剩下了13歲的妹妹，以及在網游里交到的網友。 然而，父母開始注意到J花在游戲里時間越來越多，于是J和父母之間不斷爆發沖突。當父母沒收了J的手機，J和游戲網友完全失去了聯絡，也失去了減壓的方式和空間。在又一次爭吵后，有了J的火車站嘗試自殺之行。 青少年自殺的第二個特點，導火索常常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。 于是有人據此得出結論——“現在的青少年實在是心理脆弱，一點打擊都承受不了”。實際上，青少年自殺，往往是“最近的直接誘因”再加上“久遠的危險因素”——后者雖然發生在過去，卻還在影響青少年的心里。 最近的直接誘因，可能是一個耳光，一句斥罵，一場爭吵，一個處分，一個拒絕，一次失戀，一個低分……總之，都是小事。 而久遠的危險因素，也許是五歲時受到的虐待，近六年來的孤獨與無助，兩年前開始的校園欺凌……問題在于，假如當事人逝去，就很難再弄清“久遠因素”為何了。 據《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(2019~2020)》，2020年中國青少年的抑郁檢出率為24.6%，其中輕度抑郁17.2%，重度抑郁為7.4%。 隨著學生年級的升高，抑郁和重度抑郁也呈上升趨勢。 小學階段，重度抑郁的檢出率在1.9%~3.3%。初中階段，重度抑郁的檢出率在7.6%~8.6%。高中階段，重度抑郁的檢出率在10.9%~12.5%。 每十個高中生里，就有一人已經到了重度抑郁！ 有作家說，落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雪，我們不能全部看見。我們只看見最后的那一記打擊，更多的傷痕被沉默地埋在了他們心中。 孩子有自殺念頭，但很多父母并不知道 有項研究調查了自殺未遂后被送到急診室的青少年患者，發現85%沒告訴任何人自己有自殺念頭；90%的自殺嘗試，是父母不知道的；近70%從考慮自殺到開始行動，間隔不到30分鐘。 這意味著許多青少年死去后，父母都是驚痛茫然的——怎會如此？我們親子關系很好啊？我事先一點都沒察覺…… J在嘗試自殺之前，已經情緒低落了六個月。他覺得孤單，抑郁，絕望。慢慢地，他開始相信沒有人在乎他。 J的父母當然是愛他的，但論文里這樣評價這對父母—— “他們能力有限，只會禁止J打游戲，而無法提供活動來幫J與同齡人建立有意義的聯系”。父母禁止J打游戲是希望J去交友，但客觀上的效果，是讓J又失去了僅剩的一點同齡人社交聯系。那棟小房子的支柱本就不多，父母提起斧子就又砍了一根——哪怕是“為你好”，結果也是增加了小房子倒塌的幾率。 J的父母具體如何跟他對話不得而知，但有一點是確定的，他們和J交流的方式，不是讓J感到自己被理解被支持，而是讓J感覺被批評被否定。慢慢地，J開始恐懼與父母交流。 父母越嚴厲，孩子越容易內疚 有研究發現，華裔父母常在孩子身上使用“負罪感策略”（ guilt-inducing strategy），具體操作如： 負罪感策略很好用，比起歐美青年，華裔青年更努力地想考出好成績取悅家長（但對考試的焦慮程度也更高）。 負罪感策略也有代價。當父母不斷告訴青少年要為父母的情緒負責（我不開心都是因為你），青少年就會越來越內疚。當青少年感覺自己怎么做都達不到父母的期望，他們就會痛苦絕望。而且他們不愿求助或者就醫，因為擔心這樣會給父母增加額外負擔，也擔心會給自己招來額外的責罵。 慢慢地，華裔青少年習慣了“報喜不報憂”，甚至就算去看心理醫生，這種習慣都會延續下來。有些歐美的心理醫生發現，亞裔青少年表達的“自己在好轉”更可能是謊言，他們只是習慣性地在說心理醫生想聽到的話，就像他們習慣性地說家長想聽到的話一樣。 在華裔家庭里，父母越是采取嚴厲管教，青少年就越容易抑郁。在親子沖突嚴重的家庭里，青少年的自殺風險提高了30倍。還有研究顯示，感覺到“自己令家庭蒙羞”，會導致更多的自殺念頭。 二、如何挽留年輕的生命？ J為什么能活下來？有偶然，也有必然。 偶然是因為火車恰好開得很慢，必然是因為，他有一個感情好、彼此信賴的妹妹。 最后拉J一把的人，其實是妹妹。如果沒有妹妹這個傾訴出口，J的這次火車站之行將無人知曉。而他的下一次嘗試，也許就導向死亡。 而心理醫生的重點放在了兩個方向上。 一是讓J和父母一起進行家庭治療，父母需要調整自己的交流方式，才能讓J不那么恐懼和他們交談。另外，父母也要意識到，在現在這個時代，網友也是一種有意義的友誼。 二是針對J的社交焦慮癥去進行認知行為治療。J意識到，網游確實幫他逃避痛苦，但也使他沒法接受社交挑戰因而難以成長。經過治療，J找到了這樣一個新朋友，既對同一款網游感興趣，又能每周和J一起在戶外打籃球。J后來報告說，他的焦慮在改善。 青少年自殺是一個復雜的問題。預防青少年自殺，也并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。 最需要關注的，可能是那些有過自殺念頭或自殺經歷的青少年。他們不是在“要挾嚇唬人”。有個實驗曾追蹤了1018名自殺未遂者，在14年的隨訪研究中，6.7%死于自殺。 有自殺傾向的青少年在醫院里可以得到照顧，但出院后又掉入缺乏支持的境地。有辦法長期幫助這樣的青少年嗎？ 社區可以如何支持青少年？ 2019年《美國醫學會精神病學》上的一篇研究建議，組建一個“青少年提名的支持小組”（ Youth-Nominated Support Team，YST）。除了教育青少年，這個策略也教育了青少年周圍的成年人。研究者鼓勵十幾歲的青少年提名父母之外的、自己認識的、關心他們的成年人——可以是老師、其他親戚、或者善良的鄰居。 研究者會去勸說這些成年人，告訴他們，只要做一個有愛心的支持的人即可，不用為孩子做出的任何選擇負責。然后，這些成年人會接受專門培訓，學習如何與有自殺傾向的青少年交談，青少年的具體心理問題是什么，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自殺警訓，如何確保他們堅持治療，如何主動去接觸、去交談、去幫助……在隨后的3個月里，研究人員還會每周打電話給這些成年人，詢問進展并給予指導。 最終的目的，是在青少年周圍搭起一個長期存在的支持網絡，也讓青少年感覺到自己與他人有聯系、被關心、被肯定、被理解。 11~14年后，采用普通干預的225個青少年里，有13人死亡。而在有支持小組的223個青少年里，只有2人死亡。 學校應該提供哪些幫助？ 除了社區支持，學校也可以起到重要的干預作用。 一方面，學校可以反校園霸凌，開展生命教育課程，舉辦預防自殺講座，宣傳心理衛生知識，減少青少年的自殺念頭。 另一方面，學校可以建立危機預警機制，重點關注那些學業困難、家庭困難或被霸凌的青少年，確保他們想求助時可以得到專業協助。 家庭該怎樣幫助孩子？ 家庭是青少年成長的地方，是他們最初也是最后的避風港。家長應該提升教育子女的能力，與子女交流的能力，理解和支持子女的能力。 傾聽青少年的聲音，即使你覺得他們的煩惱“不值一提”。對成年人來說無關痛癢的小事，對青少年來說可能是天崩地裂的災難。青少年對社會壓力非常敏感。青少年的大腦前額葉皮質尚未發育成熟，容易沖動，過度敏感，在遇到事情時會應對錯誤，而讓自己陷入更加糟糕的局面。 家庭不和、學業壓力、交友受挫、經濟困難……這些負面事件每個青少年都會遇到，但有了家庭的支持，他們就不至于完全失去勇氣和信心。 同時，家長千萬不要覺得“得了心理或精神疾病很羞恥”，疾病并不可恥，要及時帶孩子尋求醫療幫助。 2019年《美國醫學會精神病學》上的一篇研究建議，組建一個“青少年提名的支持小組”（ Youth-Nominated Support Team，YST）。 除了教育青少年，這個策略也教育了青少年周圍的成年人。研究者鼓勵十幾歲的青少年提名父母之外的、自己認識的、關心他們的成年人——可以是老師、其他親戚、或者善良的鄰居。 研究者會去勸說這些成年人，告訴他們，只要做一個有愛心的支持的人即可，不用為孩子做出的任何選擇負責。然后，這些成年人會接受專門培訓，學習如何與有自殺傾向的青少年交談，青少年的具體心理問題是什么，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自殺警訓，如何確保他們堅持治療，如何主動去接觸、去交談、去幫助……在隨后的3個月里，研究人員還會每周打電話給這些成年人，詢問進展并給予指導。 最終的目的，是在青少年周圍搭起一個長期存在的支持網絡，也讓青少年感覺到自己與他人有聯系、被關心、被肯定、被理解。 11~14年后，采用普通干預的225個青少年里，有13人死亡。而在有支持小組的223個青少年里，只有2人死亡。 學校應該提供哪些幫助？ 除了社區支持，學校也可以起到重要的干預作用。 一方面，學校可以反校園霸凌，開展生命教育課程，舉辦預防自殺講座，宣傳心理衛生知識，減少青少年的自殺念頭。 另一方面，學校可以建立危機預警機制，重點關注那些學業困難、家庭困難或被霸凌的青少年，確保他們想求助時可以得到專業協助。 家庭該怎樣幫助孩子？ 家庭是青少年成長的地方，是他們最初也是最后的避風港。家長應該提升教育子女的能力，與子女交流的能力，理解和支持子女的能力。 傾聽青少年的聲音，即使你覺得他們的煩惱“不值一提”。對成年人來說無關痛癢的小事，對青少年來說可能是天崩地裂的災難。青少年對社會壓力非常敏感。青少年的大腦前額葉皮質尚未發育成熟，容易沖動，過度敏感，在遇到事情時會應對錯誤，而讓自己陷入更加糟糕的局面。 家庭不和、學業壓力、交友受挫、經濟困難……這些負面事件每個青少年都會遇到，但有了家庭的支持，他們就不至于完全失去勇氣和信心。 同時，家長千萬不要覺得“得了心理或精神疾病很羞恥”，疾病并不可恥，要及時帶孩子尋求醫療幫助。 自殺，與其說是“個人性格問題”，不如說是“公共衛生問題”。正因如此，世衛組織才特地出了預防自殺的專刊，提到了三個層面上的預防措施： ①面向全人群的通用干預，要宣傳心理健康知識，讓更多人有機會接受心理醫療服務，讓人們更難接觸到自殺工具，最后，讓媒體報道自殺時更負責任，比如“不要清楚描述方法，不要提供自殺地點的詳細信息，不要使用未經剪輯的視頻錄像”……不要引發“自殺傳染”。 ②面向“脆弱的易感人群”的選擇性干預，比如多宣傳熱線電話等求助渠道，比如培訓專業人員識別高危人群。 ③面向“更特定脆弱人群”的針對性干預，比如對于已經嘗試自殺的個體，在醫療結束后要繼續進行隨訪，提供社區支持等等。 我們永遠無法確切知道誰會傷害自己，也不可能保護到每一個人。但所有的努力、培訓、學習和干預，只要能留住一條寶貴的生命，就是值得的。 從社會，到學校，再到家庭，有許多可以做的事。我們可以增強方方面面的“保護性因素”，而不是把改變的責任全壓在自殺者這個最弱的一環上。 青少年自殺，是個沉重的議題。這樣的悲劇，近年來頻頻發生。 年輕的生命身體健康、前途大好，卻自己選擇戛然而止，讓人覺得難以理解。 這種難以理解，體現在兩個方面—— 一方面，周圍的人因為不理解，所以難以預見，難以防備，難以阻止。無論是家庭，還是學校，都沒有發現那個年輕生命的痛苦。 另一方面，遙遠的人因為不理解，所以會用更苛刻的態度來指責與悲劇相關的每一個人。 現在的研究共識是，自殺的原因非常復雜，背后作用的因素有很多——個人的生理和心理、周圍家庭、小環境、大社會、族群文化…… 光在個人的層面上，風險因素就包括——基因易感性（家庭有近親自殺過）、精神疾病（比如原本就患有抑郁癥、躁郁癥、精神分裂等）、身體疾病（哮喘、癲癇、慢性疼痛等自殺風險特別高）、較為沖動、曾被欺凌、童年經歷逆境和創傷比如曾被虐待等等…… 很多自殺者有精神疾病——自殺身亡者60%的患有抑郁癥，患有躁郁癥的青少年里20%有自殺企圖，患有厭食癥和貪食癥等飲食失調癥的女孩的自殺行為風險明顯增加…… 自殺是悲劇，許多自殺是疾病所致。它不應被美化，也不應被污名化。它應該被視為一個全社會需要共同面對和解決的問題。 自殺，與其說是“個人性格問題”，不如說是“公共衛生問題”。正因如此，世衛組織才特地出了預防自殺的專刊，提到了三個層面上的預防措施： ①面向全人群的通用干預，要宣傳心理健康知識，讓更多人有機會接受心理醫療服務，讓人們更難接觸到自殺工具，最后，讓媒體報道自殺時更負責任，比如“不要清楚描述方法，不要提供自殺地點的詳細信息，不要使用未經剪輯的視頻錄像”……不要引發“自殺傳染”。 ②面向“脆弱的易感人群”的選擇性干預，比如多宣傳熱線電話等求助渠道，比如培訓專業人員識別高危人群。 ③面向“更特定脆弱人群”的針對性干預，比如對于已經嘗試自殺的個體，在醫療結束后要繼續進行隨訪，提供社區支持等等。 我們永遠無法確切知道誰會傷害自己，也不可能保護到每一個人。但所有的努力、培訓、學習和干預，只要能留住一條寶貴的生命，就是值得的。從社會，到學校，再到家庭，有許多可以做的事。我們可以增強方方面面的“保護性因素”，而不是把改變的責任全壓在自殺者這個最弱的一環上。 |
